要打造一个强力的政府，可不是简单的像过去那样，用吏员当官，维持稳定，而是要打造一个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政治机构，通过这个机构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才能真正的将整个国家的力量聚集到一起来。

选锋先选将，政治跟军事相通，最重要的还是人。

对此杨潮打算大开科举之门，军队中的读书人有一万多，刨除那些勉强识字，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水平的士兵，依然有接近一万的高级知识分子，就在这些人中间选拔官员。

科举的内容采取分科制度，分刑律、账务、兵法三科，为从州县一级的刑科、户科和兵科选取官员。

至于更高级的官员，杨潮不打算直接采用科举方式选拔，杨潮一直认为直接将一个文字能力很强的文人推到中央级的官员任上，是一种很扯淡和不负责的制度，一个书生，只因为八股文做的后，道德颂歌唱的好，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就能当官？

所以杨潮决定，所有的官员，都得从州县一级做起，而且不能像以前那样，实际工作都由吏员和师爷操办，当官的只是把控，杨潮之所以考实学，就是希望选拔出一批懂行的人物来，让内行领导内行，显然更如何管理学。

这些通过科举进入州县等基层职位的官员们，之后会进行严格的考成法，每三年一考，政绩卓著的才可以升官，政绩太差，风评不佳的，还可能会被罢免。至于考成法的内容，当然跟各自的专业挂钩，户科的就看征税工作如何，兵科的则看征兵训练工作，刑科吗当然要看当地的治安情况，包括犯罪率和结案率。

但是大明官府分为六部，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都是这一套制度，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杨潮通过科考考量出刑科、户科和兵科，还有礼科、吏科以及工科没有进行科举选拔，这三科的官员自然另有选拔方法。

杨潮认为，刑科的律法，户科的财务，和兵科的兵法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考试来考核，但是吏科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工科的各种技艺能力，以及礼科对礼仪制度和教育的理解，都不太容易通过简单的考试来分出高低。

工科、吏科和礼科当然不可或缺，不过杨潮打算选拔社会人才。

工科不用说，这个职位最重要的是大型工程的管理和设计能力，比如如何设计和管理修建一条运河，修建一座港口等等。

显然像白磊那样的拥有管理数万人进行工程建设的大匠头非常合适，他或许四书五经读的没有文人精通，或许道德文章做的没有那么华丽，但是这种管理大型项目的能力，比文章更有价值。

所以杨潮心中已经有人选了，建设了新江口码头，管理南京城恢复建设工作的白匠头，显然就是一个最佳人选，当然为求公平起见，还是要进行全社会招募，同时进行考试的。

吏科是选拔人才的，这是一种人力资源管理，显然最合适的是那些管理成百上千伙计，纵横天下的大掌柜合适，当然也可能是东家，这些人手里掌握着庞大的产业，拥有几十上百座店铺，如何选拔人才，自然是重中之重，最为合适。

所以杨潮打算向这些掌柜的和直接参与管理的东家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参与吏科科举，只要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并且曾经有管理过数量庞大的人员的，都可以参加科举，当然底线是一百个人，少于一百个人没有参与的资格。

礼科呢，大明朝的礼科比较奇怪，他主要任务有三种，第一种是掌控各种礼仪制度，比如皇家的丧葬等事，比如皇帝的登基，祭祀天地等等，可是他还兼顾着管理各级学校，科举考试的权力，最后则是负责接待外宾，出使藩国。

掌控礼仪制度这点还很后理解，很符合这个部门的名称，管理教育机构和考试，就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了，兼顾外交更是有种乱点鸳鸯谱的样子，但是如果了解古人的观念，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对古代国家来说，“礼”这个字代表的，可不仅仅是礼貌，而是大的礼仪，或者说叫做制度，从组织丧葬仪式，到组织国家运作，儒家都归于礼仪制度中，而教育是为国选拔人才，是管理国家的最重要内容，归于礼部没有什么奇怪。而且对于国家来说，科举考试牵扯到千万人的命运，甚至国家的命运，这种考试的重要性，不低于举行祭天的仪式。

至于监管外交，这就是儒家对外交的理解问题了，对他们来说，对外交往最重要的是，不要有辱国体，至于会不会损失利益那只是其次，所以必须派这些懂得礼仪的大臣出使，让番邦见识见识什么是华夏礼仪。

但是针对礼部的考试就有些困难了，而且杨潮也不想真的把外交部，这个后世最重要的部门交给一群老夫子，杨潮认为中国最适合做外交官的，是懂得兵法韬略的纵横家，而不是满口礼仪的儒家夫子。

因此礼部的选拔，只需要考虑教育一项，反正孔子在后世就是老师的代表，他最大的贡献也正是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而不是那些理想化的施政纲领。

于是杨潮的礼科考试，就只向各个教书先生开放，这些教书先生一般都是多次科举不中的秀才，一边教书为生，一边默默努力。八股文章这些人可能做的不是太好，但是教书经验吗，还是有一些的，尽管也没有多么出彩，就是给童子开蒙等，但总好过什么经验都没有的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