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观测的温度可能开始太高，接着太低，接着又太高，接着又太低…这种随着时间不停收窄振荡，并最终趋于一个稳定值的系统其实并不少见，例如很多住宅的自动恒温器都是这样的设计模式。对受测者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把调节器随机拨到0-200之间任一刻度，保持不动，直到温度稳定到一个常值。这样，可以很容易算出温度计和调节器之间的对应关系，然后一步到位的校准到4度。

但是，受测者事先不知道存在5分钟延迟反应。他们本能假定是，调节器和温度之间存在瞬间联系，于是他们过度频繁的干预调节器，然后每一次都失望的发现，温度要么太低要么太高，总之，怎样折腾都找不到4度在哪儿。底下这图表是大多数受测者的典型反应过程：横轴是实验时间，受测者在100分钟的实验时间内，调节出来一条不断波动的温度曲线。您看得到，温度从来就没稳在4度上。右侧刻度（0-200）是调节器，小三角形代表受测者每一次调整调节器的记录。实验前50分钟，受测者采取了试错法，先调低调节器，当温度低过4度，他就升高调节器，如此反复不停。

实验后50分钟，受测者开始抓狂了，他开始绝望的乱调一通，调节器一下子开到200最高值，一下又调到最低0值。抓狂的决策导致温度波动大幅加剧，直到实验结束他也没搞明白：如果把调节器拨到23，保持不动，最终室温将稳定为4度。这实验很难吗？实际上，不算难。参与者任务简单，且可按自己的意愿随时干预，何况还能不停收到温度计随时间变动的数据记录。

在真实世界里，一个复杂系统很少有这么短的反应延迟，也很少给人们提供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去分析。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源于系统内部的因子之间存在复杂关联。所以决策者找不到一个正确的着手方向，他们总是从一个目标跳到另一个目标，忘记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假如你现在就是一个城市的市长。这个城市叫greenvale，位于英国西北，有3700个居民，主要工业是手表制造、也有零售、银行、餐馆等。不过，地球上没这地儿，这个城市完全是计算机模拟出来的。Dietrich请48个实验者担任市长，测试他们的执政能力和决策特点。市长任期10年，实现独裁统治。在游戏的设定中，市长有一个总的目标，就是提高市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这就象中国.政府总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一般。

这个目的又可以分解为许多具体的小目标：减少失业，扩大住房，改善福利、促进生产，提高收入、等等。管理一个小型城市就是管理一个连锁性的复杂系统，市长不可能只做一个事情，而且一个事情的行动对其他事情都要产生影响。

例如，如果你想扩大市民住房，这就要市政投入，市政投入需要加税，加税可能导致居民迁到其他城市，人口迁走导致消费趋冷，消费趋冷导致市政收入下降，市政收入下降又导致无钱扩大住房。

48个实验参与者有普通人也有经济学家或物理学家，市长们个个很忙的样子，但大多数都不成功，市民满意度直线下降。虽然每个人的执政理念差异悬殊，但有一项错误是最普遍的：盯错目标。

譬如在一个模拟游戏中，一个市长把自己放到移动到超市门口，问市民对政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有人抱怨老年人打电话不方便，有人抱怨公务员效率低，有人抱怨图书馆不好，等等。当这个随机性的问题清单占据市长大脑时，市长开始花费时间关注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而忽视了真正重要的问题。

某一个参加实验的市长，在任内用掉不少时间测量老年人的走路速度和电话亭的关系，以求精准解决市民对打电话不满意的抱怨，但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不是当务之急呢？

在国内的一些官场小说中，我经常读到所谓的清官人物，他们做事方式就像是greenvale模拟游戏中的那些市长，根据问题的“明显性”来分配问题的“优先性”。

一个典型例子，也是我挺喜欢的小说《新星》中，写到李向南到古陵县作书记，上任一个月抓的几个大事都是解决“明显性”的问题：干部懒散、违章报销、积压冤情。侧重“明显性”问题的书记很容易被称作青天大老爷，但是管理一个复杂性系统，灭火队长式的书记也许是很不够的。

另一个典型现象是Dietrich游戏的一个参与者，此人之前做过一些公益活动，有很多经验。在扮演市长时，他发现在校儿童面临不少困难，而这正是他熟悉领域，于是他自动的忽略了别的市政事情，专心埋头于学校问题。在学校里他成功的找到了问题班级，甚至追踪了具体的问题儿童。

这个市长实际上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选择问题的。这样做的后果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没有解决他“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只是解决了他“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套用这个模式去观察政府官员，你也许能发现：政府的政策虽然纠正了一些弊端，但是往往这些弊端不是“优先的”和“必须的”问题，而凑巧只是“明显的”问题或是他们知道怎么解决。

不过，对于部分中国官员，人们必须降低要求：能纠正一些弊端，已经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了！

回顾上面的问题，出现这么多的错误和失败，追溯根源，也还是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我读过一些书籍经常看到的说法是，虽然人类生活在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但是人类大脑的加工能力仍然停在“史前大脑”的时代。所以，我们面对类似“黑盒问题”这种复杂系统时，头脑遇到极大困难，遭受各种认知误区的困扰。亦有人说，大脑巨大潜能尚未开发，继续进化下去，每个人都有潜能变成一个出色的战略家。我对此是悲观看法。设想，自然界有没有一种动物，用三条腿奔跑，而拖着第四条完好的腿不用？在发掘认知能力和应付复杂性系统方面，我们使用大脑也许就像动物使用它们的腿，能用上的早都用到了。

所以，在此意义上，如果一个人穿回1787年变成路易十六，哪怕他是一个当代市委书记，那么恭喜这位男猪，最可能的历史轨迹就是：他将把自己提前送上断头台，顺便把法国古代人民多玩死几个。转载于西西河，原作者：淮夷。